1974年，曾生在经历了一段身体恢复期后，根据中央的安排，开始担任交通部的副部长和部长。正是在他担任交通部部长期间，曾生做出了一项关键决策，他推荐当时交通部外事局的负责人袁庚担任香港招商局的副董事长。招商局，这家起源于晚清的企业，曾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先锋之一。作为一个国家驻港的大型企业集团，招商局经过百年的发展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已然面临着严重的困境，发展逐渐落后，甚至可说是捉襟见肘。
曾生在担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期间，对于企业的未来感到深深的担忧，他决定邀请袁庚加入招商局，尽管袁庚在此之前并没有商业管理经验，且一直从事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工作。这样的决策，最终为招商局带来了新的生机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契机。袁庚担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期间，提出了建设蛇口工业区的想法，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。尽管曾生在1981年已经退居二线，但他仍然积极关注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工作，甚至多次亲自到现场视察，关注施工进展及工人的生活条件，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。
展开剩余86%然而，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，曾生早在1955年9月就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尽管他被调到地方工作时，名义上是“借调”，但因工作繁忙，逐渐让人们忽视了他与军队的关系。曾生从部队调到地方，至此已有17年之久。1960年10月，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找到了曾生，提出了一个意外的提议：“朱光同志已决定调中央工作，我准备推荐你来接替朱光同志，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。”当陶铸与曾生的对话结束时，曾生一时间感到十分震惊，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部队度过的，地方行政工作对他来说实在是陌生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曾生与袁庚有着深厚的革命渊源。抗战期间，曾生曾是东江纵队的司令员，而袁庚则是司令部联络处的处长。这段历史背景让两人的关系更显亲密。曾生的父亲，曾庭杰，原为澳大利亚华侨，曾生幼时随父亲到悉尼求学，直到1928年才回到中国。因此，曾生可以算作一位归国华侨。在他回国后，曾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，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战爆发后，曾生回到家乡领导游击队抗日，最终成立了东江纵队。在战争中，东江纵队的规模逐步扩大，至抗战结束时，队伍人数已突破一万人，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。
曾生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也非常突出，1952年，他率中南军区学习团入朝，并在朝鲜战场上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二军副军长。战后，他调任海军，成为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，并在1959年主持了南海舰队自行设计的高速护卫艇下水工作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陶铸推荐曾生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，这个提议让曾生犹豫不决。毕竟，他长期在军队工作，几乎没有地方政府的经验，面对这么重的责任，他担心自己无法胜任。
陶铸深知曾生的顾虑，耐心劝说：“你是广东人，对全省情况非常熟悉，在广东人民、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有很大影响力，担任这个职务非常合适。”最终，曾生答应了陶铸的提议，但提出了条件：“我答应担任一段时间，如果做不好，我愿意回部队。”陶铸同意了曾生的要求，于是曾生便以借调的名义开始了他的地方政府工作。
1960年11月，广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，曾生被选举为市长，开始了他在地方的领导工作。广州当时正面临经济困难，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滞后，市场供应紧张，人民生活困难。为了应对这一系列问题，曾生响应中央号召，采取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，调整国民经济计划，并且大力支持农业生产，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恢复。
1964年，广州市的经济逐渐恢复，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得到了根本解决，市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。虽然大家都认为曾生是“借调”到广州工作，但在他任职的几年中，似乎没有人再提及这件事。曾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，特别是在市政建设方面，他与副市长林西合作，推动了广州市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同时，他还兼任了广州市委第三书记、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。陶铸在会议上曾强调：“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，政治、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，因此市政建设工作非常关键。”
除去市政府的工作，曾生还兼任了广东省副省长等多个职务，涉足经济、国防、外交等多个领域。在广东省工作期间，曾生不仅推动了地区经济的恢复，还关心老区的经济建设，亲自带队到革命老区慰问，并解决了部分老百姓的生活困难。
曾生在广州市工作期间，身心疲惫，头发逐渐脱落，甚至有同志笑称他为“光头市长”。在他最艰难的时候，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失眠，甚至会在楼梯口唱起客家山歌来减压。1974年，曾生因为过度劳累导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，直至1974年7月，才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开始恢复健康。1974年9月，曾生重新回归工作，并于1975年担任交通部部长，协助叶飞整顿交通企业，发展远洋船队，并参与了蛇口工业区的规划与建设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曾生在推动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中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仅仅一年时间，蛇口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成为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试点之一。曾生的努力与奉献，使他不仅在交通领域成就非凡，还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1981年，曾生正式退居二线，成为国务院顾问，继续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。尽管年事已高，他仍旧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国内外，与华侨和港澳同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为祖国的改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直到1988年，曾生定居广州，并继续关注国家的建设工作。1995年，曾生将军去世，享年85岁。中央和国务院都对他的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。
曾生将军的家世优越，父亲曾庭杰是澳大利亚的华侨，而曾生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后考入中山大学。尽管曾生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，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，但他选择投身革命，参加抗日战争，并在战后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，也是他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。
曾生的抗战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半生，他不仅自己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还将家人也深深地卷入了抗日斗争中。曾德平曾骄傲地表示，全家都在东江纵队参与了抗日工作，曾生将军无愧为民族的英雄，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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